深化篇:穿透式监管的体系建构与规制界限
融资性贸易,第五讲。上一讲我们看完了北京和上海两套判法。这一讲,把散落的规则收拢起来,讲清穿透要看什么,看到哪里就该停。
前五篇分别梳理了融资性贸易的概念特征、监管政策演变、各级与各地法院的裁判思路差异,以及企业自查与风控方案。这一篇把散落的观点收拢起来,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:融资性贸易究竟应当怎么管,管到什么程度为止。
一、为什么需要一套统一规则
融资性贸易的复杂性,很大程度上来自交易主体主动构建的复杂结构。参与其中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,各自出于增加经营业绩与获取资金融通的目的,把借贷的实质包裹在一系列买卖、委托、担保的法律关系之中。这种隐藏行为属于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制的情形:表面行为与隐藏行为并存,效力应当按被掩盖的真实行为认定。
难题在于,识别这一实质的手段与标准至今并不统一。行政监管以规范性文件为主,缺少统一的概念与特征界定,现有多为处罚性条款;监管标准在纵向层级之间、横向主体之间并不一致,随时间也在摆动。司法层面的分歧同样明显:不同审级、不同地域的法院在同类事实下会得出不同结论,分歧的根源就在于是否运用穿透式审判思维。
标准不统一,市场主体就无法形成稳定预期;预期不稳定,交易结构就会向更隐蔽的方向演化,监管再随之收紧——“规避—收紧”的循环由此形成。要跳出这个循环,需要的不是更严厉的单项措施,而是一套边界清晰的体系。
二、三项原则:核心、目的与边界
第一项原则是实质重于形式,这是体系的核心。在行政端,它要求明确审查对象、统一审查标准、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监管、提高监管透明度;在司法端,它要求法官全面审查合同订立的真实目的、背景与关联性,考察谈判历程、行业通例以及货物交付、资金与发票流转的实际履行情况,而不是停留在买卖合同的外在条款上。
第二项原则是权衡公共利益,这是体系的目的。合同无效的本质,是国家对契约自由的干预,这种干预只有为保护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时才具有正当性。落到操作上,意味着明确监管范围与目标、按风险等级分类监管、强化大额交易信息披露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、统一审查与裁判标准,并推动监管与司法的信息协同。
第三项原则是守护法律底线,这是体系的边界。底线在于是否存在虚假交易,以及公共利益是否受到损害。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:企业间借贷早已被纳入法律框架、取得合法地位,并以其灵活、简便、快速的特点增强了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。因此,不能仅因一项交易带有融资功能,就把它改写成借贷;只有当交易属于虚假交易且损害公共利益时,穿透审查才有适用的余地。
三、五大穿透路径
原则解决方向问题,路径解决操作问题。穿透并非任意深入,而是沿着五个层次依次推进,环环相扣。
交易逻辑的穿透,是从宏观把握交易全貌。先梳理交易主体及其上下游的性质:如果链条上全部是国有企业,或者全部是民营企业,就不存在国企以资金与信用优势为民企提供短期资金支持的需求,可以直接排除。再穿透关联关系,纵向看控制关系(母子公司、员工关系等),横向看同源或往来关系(相同股东、相同实际控制人、相同董监高、相同工商登记信息或实际经营地址、既有债权债务或担保关系)。最后比对合同集群:标的物的品种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质量标准是否一致,付款方式中有无“上游先收款、下游一定账期后再付款”的约定,履行地点与权利义务是否雷同。
货物交付路径的穿透,考查的是交易真实性。一方面比对合同集群中每一份合同约定的交付方式与交付地点;另一方面逐项核查运输合同或订单、结算单、出入库凭证、运输费与司机劳务费支付记录,涉及仓储的还要核查仓储合同与仓储费、装卸费凭证,并关注仓储期限、地点、费用与主合同是否吻合。需要注意的是,交付地点一致并不当然等于虚假交易——指示交付同样可能造成这一结果,因此必须结合其他环节的证据综合判断。
资金及发票链路的穿透,是识别融资性贸易的关键。升级迭代后的交易结构中,查上游供应商的进项发票往往比查销项发票更有价值:出资方会要求开具发票以满足合规要求,而用款方取得资金后并未真实采购,于是缺失进项发票;反过来说,进项发票的存在意味着链条上确实存在真实的买卖需求。此外还要把合同价格与市场行情比对,识别价格偏离;并核查往来邮件、微信记录、通话记录、谈话纪要中关于资金利息、用款利息、年化利率的表述,测算“上游采购合同价格(资金成本)+融资利息”是否等于“下游销售合同价格”。
交易目的的穿透,回答的是“为什么做这笔交易”。正常商业逻辑下,各方让渡部分权益换取另一部分权益;而在融资性贸易中,作为中间方的出资方或通道方享有收款权利,却不承担任何交货义务;同时整个链条没有货物实际交付,价格又与融资成本及利息之和相吻合。三项特征同时出现,指向的就是“以贸易形式实现融资”,也可以据此说明各方对借贷关系的明知。
法律关系的穿透,是前四步的落点。综合交易逻辑、货物交付、资金与发票、交易目的的审查结果,判断真实法律关系究竟是买卖还是借贷。作为虚伪意思表示的买卖合同,依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六条,其效力按被隐藏的借贷行为认定;被隐藏的行为如不存在其他无效事由,依法应予认可。
- 第一层 交易逻辑:主体性质 → 关联关系 → 合同集群条款比对;
- 第二层 货物交付:交付方式与地点 → 运输、出入库、仓储凭证是否闭环;
- 第三层 资金及发票:进项发票 → 价格与行情偏离 → 往来记录中的融资利息;
- 第四层 交易目的:只收款不交货 → 无实际交付 → 价格与融资成本匹配;
- 第五层 法律关系:综合判断买卖抑或借贷,并按隐藏行为认定效力。
四、为穿透划定界限
一项有效的监管手段,同时也是容易被过度使用的手段。穿透式监管若不受约束,会从三个方向产生副作用。
一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张。穿透刚好满足了行政机构扩大自身权限的倾向。裁量空间过大,不同机构可能对同一政策作不同解释,同一机构在不同时间对同类行为作不同处理,法律的确定性与可预测性因此受损;更值得警惕的是,过大的裁量权还可能被用于权力寻租——或扩大解释把具有融资功能的贸易一律定义为融资性贸易,或限制性解释放过真正的虚假交易。
二是对私法秩序中外观主义的过度干预。外观主义基于表见事实推定权利义务,保护的是依赖外部表象行事的善意第三人。穿透式思维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意思表示与权利义务的表面一致性,如果过度使用,会打破合同相对性与合同自由的平衡,形成一种司法权力的过度“父爱关怀”。当事人原本基于合同表面条款安排的权利义务与交易预期,会因此变得不确定;市场主体为规避这种不确定性,反而去设计更复杂、更隐蔽的交易结构,交易成本和监管难度同时上升。
三是对经济成本的忽视。穿透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、技能与数据分析工具,构成直接的行政成本;过度监管会抬高合规负担、抑制投资意愿,构成隐蔽但深远的市场扭曲成本;一旦审判采用穿透策略,诉讼主体、审理范围、事实调查与证明范围都会扩大,司法成本随之高企。
针对这三类风险,可以对应三项衡平。其一,把穿透式监管的权力与深度限制在法律框架内:权力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,监管范围与深度须由法律界定,实施须遵循法定程序,并接受外部监督与内部问责,监管工具本身也必须合法。目前融资性贸易的监管权力主要通过规范性文件施行,且这些文件缺乏稳定性与一致性,现有多为处罚性条款而未界定概念与特征——这正是需要通过立法途径补上的一环。
其二,把公法监管与私法秩序有效隔离。司法机关宜保持穿透在私法领域的谦抑性:不主动启动穿透审查,而在当事人明确提出虚假交易主张、并基于其自愿提供的证据时进行;不替当事人订立合同,不在当事人意愿之外再造合同,从而维护合同相对性与当事人基于合理信赖形成的权利预期。
其三,把穿透式监管的经济成本纳入监管考核。建立成本核算机制,对监管人员投入、技术工具开发维护与执行成本作量化评估;定期评估监管措施对市场行为的影响,识别那些成本高昂而效果不佳的措施;考量监管对市场主体的间接影响;最终把经济成本纳入绩效考核,使监管效益与成本之间保持平衡。
此外,被监管主体的权利能否获得救济,是衡量体系是否健全的标准。行政复议程序相对简便快捷,复议机关通常更了解监管政策与实践;对复议结果不服或认为监管行为违法的,还可提起行政诉讼。司法审查则因其监督行政权力、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功能,成为衔接公法与私法的有效方式。
五、实务提示
对企业而言,这套体系的意义不止于“知道监管会看什么”,更在于可以反向用于自查与举证准备。
- 国企侧:梳理存量贸易业务时,先把主体性质与关联关系理清,再逐份核对合同集群的标的、账期、履行地点与权利义务是否雷同,避免形成外观上的权利义务传导型合同。
- 贸易真实性的举证:完整保存运输合同、出入库凭证、运输与装卸费用支付记录、仓储合同与费用凭证,形成可闭环的交付证据链,同时关注进项发票的取得与留存。
- 价格与融资痕迹:合同定价应有可比较的市场依据;往来沟通中避免使用资金利息、年化、用款利息等表述,否则可能被直接用于测算“采购价+利息=销售价”。
- 争议发生时:主张对方构成融资性贸易的,应当及时提出主张并组织配套证据,因为穿透审查通常以当事人主张为前提;反之,被主张一方的着力点应放在交易真实履行的证据上。
归根结底,融资性贸易的治理难点不在“要不要穿透”,而在“穿透到哪里为止”。把原则、路径与界限一并明确,监管与裁判才可能真正统一、稳定、可持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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